科技城是一種融合新興經濟形態、現代產業體系和智慧生活場景的多維復合型科技創新空間。其核心在于產業功能與城市功能的深度融合，通過整合復合型產業功能與多元化創新主體，形成涵蓋研發創新、成果轉化到產業孵化的全價值鏈體系。該體系以知識溢出效應和創新要素集聚為基礎，能夠有效吸引并培育處于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的科技型企業和創新機構集群，實現創新生態系統與城市空間載體的協同進化。在全球科技和產業變革的推動下，科技創新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科技城作為科技創新、產業集聚和人才聚集的平臺，對提升國家競爭力和促進區域經濟轉型至關重要。
一、科技城發展現狀
我國科技城建設近年來呈現出“多點突破、全面升級”的發展態勢，在政策引領、產業集聚、創新生態構建等方面取得顯著成效。
一是從國家到地方支撐的政策體系。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將“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作為重點任務，特別強調要高標準推進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其中，北京未來科學城已吸引了881家規模以上企業入駐，2024年營業收入近5000億元，形成了醫藥健康、先進能源和先進制造三大千億級產業集群。合肥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自獲批7年來，已建成4個大科學裝置，擁有66家量子產業鏈企業。
二是新興產業引領全球競爭的產業布局。一方面帶動主導產業升級。上海張江科學城集聚近500家集成電路企業，年銷售收入占全市2/3，7家全球設計十強企業設立區域總部；杭州未來科技城2024年上半年GDP占杭州16%，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增長12%，云計算、大數據企業超3000家。另一方面是布局未來產業。合肥科學城已完成量子精密測量實驗研究設施建設，2023年量子技術產業集群總產值突破100億元；深圳光明科學城通過構建合成生物學創新研究平臺，2024年實現合成生物產業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逾50億元人民幣。
三是形成從要素集聚到系統重構的創新生態。科研平臺建設方面，合肥科學城在大型科學裝置建設方面已建成并投入運營4項，另有9項處于建設階段；北京懷柔科學城已建成17個重點實驗室。就成果轉化機制而言，綿陽科技城通過設立總額為1億元人民幣的中試專項基金，并建立軍民融合科學儀器共享平臺；合肥科學城配置了5億元的種子基金；深圳福田深科技城通過產業集群基金建設，2024年科技信貸余額突破1.2萬億元人民幣。在人才引育方面，沈陽渾南科技城實施創新型人才政策，賦予A類人才自主認定權及子女跨區域擇校權；綿陽科技城推行“人才綠卡”制度，提供涵蓋12項服務的全方位保障體系；武漢光谷通過中法合作共建中歐科創園，構建國際人才引進平臺，成功吸引海外高端人才資源。
四是區域協同從單點突破到全域聯動。京津冀協同發展，寶坻京津中關村科技城承接北京產業的轉移，雄安新區承接來自北京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疏解任務。長三角地區一體化進程加快，上海張江與合肥科學城共同建立量子信息、集成電路聯合實驗室，2024年聯合承擔11項國家重大項目；蘇州-南京科創走廊實現超過200個跨區域產業鏈協作項目。成渝雙城經濟圈建設持續深化推進，西部（重慶）科學城作為核心載體，2024年度完成128個重點項目的戰略簽約，半導體材料與智能網聯汽車兩大主導產業能級顯著提升，產業集聚度同比提升30%；成都未來科技城民航科技創新示范區進入建設加速期，新建航空電子系統、空管自動化等尖端領域實驗室逾50個，形成國內領先的航空技術創新載體集群。
二、關鍵問題剖析
我國科學城的建設加速推進，但從長遠看仍面臨頂層設計缺陷、創新生態構建不足、要素配置低效等問題。
一是頂層設計缺陷。整體規劃缺失導致的區域發展失衡，東部的科技城研發投入強度達3.5%，中西部不足2%，人才、資本向一線城市集中。同質化問題突出，超70%科技城定位為“綜合性科創中心”，70%國家級高新區布局電子信息、生物醫藥等領域，產業雷同率超60%。部分建設項目過度偏重土地開發強度，割裂了產城融合機制與城市功能協同關系，導致功能空間割裂現象凸顯。這種產城分離態勢不僅制約了城市健康可持續發展進程，還可能因空間異化效應降低區域人居品質。
二是創新生態構建不足。創新主體間協同機制不健全，企業、高校、科研機構等創新資源分散，未能形成高效協同的創新網絡，成果轉化率依然偏低。早期科技創新項目普遍面臨融資約束問題，風險資本呈現顯著的后期階段集聚傾向。此外，創新服務體系不完善，缺乏專業化、市場化的科技服務機構，難以滿足科技城內企業和人才的多元化需求。
三是要素配置低效。人才結構性短缺的問題顯得尤為突出，特別是高端技術人才的缺口直接影響了區域的創新能力和競爭力。同時，與高端技術人才適配的服務型人才存在結構性短缺，對區域可持續發展形成瓶頸制約。值得注意的是，跨部門數據共享機制的缺位導致數據孤島化問題突出，造成數據資源利用效率低下及行政效能損耗。現有智慧化治理水平與科技城建設的決策支持需求存在顯著差距，難以支撐數據驅動的精準化決策體系建設。
四是政策協同性不強。科技城建設涉及多個部門，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中存在條塊分割、部門壁壘等問題，導致政策效果未能充分發揮。現有政策體系在針對性及可操作性的制度設計層面存在不足，難以形成有效的政策引導與創新支持機制，制約了科技城科技創新生態系統的良性發展。且隨著科技城建設的不斷深入，原有政策可能已不適應新形勢的發展需要，但政策調整往往滯后于實際需求，導致政策協同性進一步減弱。
三、解決路徑探索
一是科學規劃與動態調整機制。核心是實施“靶向定位”策略，即根據各個區域的資源稟賦特點，精心挑選并集中力量發展1到2個具有比較優勢的主導產業，保障資源優化配置與產業效能的協同提升。建立“彈性規劃”體系，階段性進行全面評估，根據評估結果和外部環境的變化，動態調整空間布局與產業目錄，構建市場環境動態響應機制與技術范式迭代適應體系，以維持科技城創新生態系統的發展活力和市場競爭優勢。
二是構建開放式創新生態系統。打造“產學研用金”協同平臺，匯集產業界、學術界、應用領域以及金融資本的力量，通過組建聯合實驗室，推行“揭榜掛帥”制度等措施，鼓勵跨領域的合作與交流，打造充滿活力的創新環境。此外，嘗試創新金融工具，如試點知識產權證券化，將知識產權轉化為流動資產，為創新項目提供資金支持；設立早期科創基金，以吸引更多的投資進入早期科技創新領域，為初創企業和創新項目提供必要的資金支持。
三是人才引育與城市配套升級。實施“科學家+工程師”雙聘制，有效促進基礎研究成果與工程技術應用的深度耦合。組建國際人才綜合服務樞紐平臺，構建涵蓋簽證辦理、居留許可、執業認證等全流程的專業化服務體系，切實解決國際人才在跨境流動中的制度性障礙，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高端人才服務保障體系。建設15分鐘生活圈，配套國際學校、醫療中心等高品質設施，以滿足人才及其家庭的多樣化需求，從而打造一個宜居宜業的環境。
四是體制機制突破。成立跨部門協調機構，打破行政壁壘；試點“負面清單+容錯免責”政策，鼓勵制度創新。系統性強化科技創新策源功能，通過整合國家戰略科技力量體系，構建多層次戰略科技平臺集群，實現創新要素的高效配置。構建規范化的科技成果供需對接體系，建立產學研用協同創新機制，實現市場需求與科研產出的精準匹配及價值轉化。完善創新生態系統，構建“科創驅動-人才支撐-資本賦能”三位一體發展格局，有效促進科技創新鏈、產業鏈與資金鏈的深度融合。深化人才發展制度創新，實施全球高端人才引育計劃，形成多層次、寬領域的人才集聚效應。
作者介紹
王 娟
咨詢師
長期專注研究區域經濟、科技管理領域。近年來作為主要技術人員參與完成云南省“十五五”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發展思路研究、昆明市現代流通戰略支點城市建設方案、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十五五”規劃基本思路及綱要等項目。
編輯：張 華
審核：劉 燦
